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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乡村•童年•回忆】上学

编辑:读后感之家 时间:2021-05-11 10:24

   

  小时候的我,一度补钙补过了头。其直接后果是头部发育超常,颇象卡通片里那个“大头儿子”。生产队里曾有人戏言:“这娃娃脑袋那么大,跌了跤怕都爬不起来了吧。”但也有人不这么看:“脑袋大的娃娃都聪明,这娃娃长大了一定有出息。”
  
  我年轻的父亲大约是受了后一种说法的影响,我五岁那年,他突发奇想,从家里找出一个帆布书包,往我肩上一挂,对我说:“走,跟我读书去。”按规定当时小学的入学年龄是七岁(实际上八九岁入学的也大有人在),只因他是那所乡村小学的校长,我提前上一年级的事被他一句话搞定。
  
  因为是中途插班,我的座位被安排在教室最后一排。第一节是语文课,教我们的是一位四十开外、声音略有些沙哑的男老师,他用粉笔在黑板上写下一排工整的楷体字,然后用教鞭指着领我们读:“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”我呆呆地望着黑板,却紧闭着嘴巴。这时两位老师从教室外经过,他们看见了我,其中一位扭头问:“这是谁的娃娃?”另一位答:“校长的儿子。”
  
  我的数学老师姓刘,因为是父亲的同事,我上学以前就认识他,叫他“刘叔叔”。但是上学以后,父亲告诉我,现在必须得叫“刘老师”。在一个下午的数学课上,我开始琢磨起了个这个问题。“明明是同一个人嘛,为什么现在就不能叫刘叔叔了?”一个简单的问题,魔方似的在我脑子里翻来转去,搅得我不得安宁,于是索性离开座位,脚步轻快地走上讲台,一把拉住老师的手,亲热地叫道:“刘叔叔。”他的惊愕只持续了短暂的几秒钟,镜片后面一双眼睛随即笑成了两个弯月亮。老师笑,全班同学也跟着笑,笑声传到隔壁办公室,我父亲过来了,哭笑不得地拍拍我的脑袋,让我回到座位。
  
  也是一个下午,在经过上学路上的那条小河时,我把手伸进清澈的河水,手指不停地划动,看着青苔在指间跳舞似的飘来荡去。也不知玩了多久,我走过小河来到学校,第二节课已快下课了。到教室门口也不喊“报告”,昂首挺胸就朝座位上走。语文老师严厉的声音在身后响起。我头也不回,勇往直前,直到手被一只有力的大手拉住。我一面咧开嘴哭,一面奋力与老师“拔河”。全班的哄堂大笑再次惊动了隔壁办公室里的父亲,他来到教室,和上次不同的是,我受到他一顿严厉的训斥。
  
  我的同桌至少大我三岁,学习成绩全班倒数第一。他名字后两个字是“富贵”,班上同学都叫他“瓜富贵”。他满脸雀斑,都八九岁了,头上还戴着只有婴儿才戴的猪头帽。某次与人打架,把另一同学的手指咬得鲜血淋漓,他却呲着白森森的牙,嘿嘿地傻笑个不停,牙尖上还沾着殷红的血迹。
  
  我的学习成绩也是一塌糊涂,紧随我的同桌排名全班倒数第二,但因我的“特殊身份”,老师从不点名批评,在责骂“瓜富贵”的时候还总爱顺带一句“连徐静都不如”,这话到了我耳朵里简直成了表扬,于是心中颇为得意。
  
  每天放学前都要全校集合,孩子们在操场上站成几排,每排最多只有一两双脚穿着鞋,其余全是光脚。我年轻的父亲面向我们讲话,内容除了纪律等等之外,几乎每隔两三天就要重复一个老大难问题:催缴学费。每学期都从开学催到期末,说了也白说,白说还得说。经常被他点名的那几个孩子,有的神情茫然,有的则低下头,两只光脚不安地搓来搓去。
  
  普遍的贫困,使得许多孩子保管自己的文具格外小心。两三分钱一支的铅笔要是弄丢了,回家都很可能挨打。当时十分流行的做法,是在铅笔上刻下十六字咒语:“有借有还,再借不难。如果不还,全家死完。”
  
  那年头,老师穷,学生穷,学校也穷,全校唯一的体育器材就是一个篮球。但是操场上空空荡荡,没有篮球架,篮球被当成足球玩;地上没有球门,就往什么也没有的天上踢。课间休息,几乎全校的男生都在操场上追抢这唯一的篮球。抢到手的这位(肯定是大个子),抱着篮球一步跨上操场边的石头乒乓桌,几个小屁孩也立马跟着爬上去,陪着笑脸说上几句好话,才被获准轮流在石桌上拍几下球。这位大个子同学,叉着腰看看台上又看看台下,威风凛凛,得意洋洋。几个人拍完了,大个子同学挥挥手让他们下去,然后将球轻轻抛起,奋力一脚将踢向天空。于是新的一轮争抢开始,几十颗脑袋齐刷刷地仰起来,几十双眼睛死死盯住从半空中徐徐下落的球,几十双光脚噼哩啪啦跑起来。先前在石桌上轮流拍球的那些孩子,总是跑得一身臭汗,可他们永远也抢不到一次球。
  
  整个一年级的语文课文,我只记住了两个句子。除了上学第一天学的“毛主席永远活在我们心中”而外,就是那句“打倒刘少奇”,后面还带着三个惊叹号。语文老师领读时愤怒的语气,让我相信这个叫刘少奇的人,肯定是一个坏得不能再坏的大坏蛋。但是三年后的一天,我父亲突然把家里的半导体收音机带到学校,将全校师生集中起来,神色严肃地缓缓说道:“向大家宣布一件事情,刘少奇……”,他顿住了,一向能言善辩的父亲,此刻却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思维迟钝和语言贫乏。过了片刻,他才说出下面三个字:“是好的。”
  
  “今天这个时候,北京在开他的追悼会,我现在就放给大家听。”我父亲说完,打开了收音机。这时哀乐正在奏响,悲缓的乐声象一条呜咽的河流,淹没了整个校园。无数双眼睛诚惶诚恐地望着收音机,没有窃窃私语,所有人都在屏息静听。我脑子里却蹦出个大大的问号来:课文上明明写着要“打倒”的这个人,怎么突然又变成了好人?难道书上写的也会有错?
  
  多年以后,我故地重游,又来到这所学校。这是一个初春的早晨,草叶上还闪亮着晶莹的露珠,空气中飘荡着新鲜泥土的气息。校舍已修葺一新,横向两排教室,纵向两堵墙壁,整个学校就是一个四合院的格局,显得格外精致。当时正放寒假,整个校园寂无人声。一把大锁将这个“四合院”锁得严严实实,也将我拒之门外。我绕到十六年前第一次跨进的那间教室的外侧,隔着窗户,我看见了正前方的黑板。象是有意安排似的,黑板上的“b、p、m、f”没有擦去,显然,这又是一年级教室。穿过玻璃窗,一片长方形的阳光洒落在一张张课桌上,我久久地凝视教室内的一切,融融的暖意慢慢地、悄悄地涌满我的心房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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